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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承担起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使命担当，自觉地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自觉地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就会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作出我们的贡献。

冯先生在讲新理学时，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但是并不同意维也纳学派的结论。这同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之说是一致的。

他之所以重视逻辑分析，重视概念推论，正是为了克服中国哲学的不足。用形象语言表达超乎形象的意涵，这正是好诗的特点。冯先生承认，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介绍理性主义[28]。但反思既表现为理论思维，同时又是精神境界。这也就是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

[24]人是从自然界生出来的，这是一个本源性的说法，正是这一点确立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快乐，就是所谓‘孔颜乐处。但康、梁等人的政治维新很快失败了，其后有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中国化的佛学（特别是禅宗）也反对割裂体用，反对耽空滞寂的空见外道，但它们的本质精神都是出世的，以求寂灭、求解脱为归结，其本体也只能以空、寂为特征，根本上是否定伦理道德的。宇宙生命、宇宙本体与吾人的道德生命、道德理性是完全同一的，这是他的道德人性论的形上学的理论前提。这四个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常见的概念，不过，冯友兰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赋予它们以全新的内涵。所谓新、新外王，就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亦即所要开出的儒家的学统与政统。

所谓理性，亦即情理，就是人本来就有的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封建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真正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没有得到确立，国家、民族的危机仍没有摆脱。

虽然，他们二人的精神方向不完全相同。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模糊的、拖泥带水的特征，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使其清楚明白起来。熊十力的思辨的新儒家哲学体系以其实体论、理性主义色彩表现了既不同于梁漱溟也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特征，是对儒学理论近代化探索的一种尝试。梁漱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其本体论与形上学有一定的关系。

其一为感觉互摄境，于其中观身心关系与时空界。像他所意识到的，其新理学体系中的四个观念中，气、道体与大全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但只有说清楚以后才能保持沉默。因本心借人之官能而发用，官能遂假借本心之灵而有形气之灵。此境中，人知有各个不同的事物之实体，而我也同为万物中之一物。

此为气之动者，又称为乾元，它是从形式上说的气的纯活动。其中，唐君毅、牟宗三两位熊十力的高足，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新儒家学者。

由此有人的认识之发生，故有天人、物我、人己之别。冯友兰认为，理、气、道体与大全四个观念是用纯粹地、形式主义地方法得来的，故对实际没有积极地肯定，不能也不可能给人以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

其二为我法二空境，于其中观法界。新儒家哲学至冯友兰而有一很大的转向。气是实现理的一种结构，又称为料，但是是绝对的料。就梁漱溟本人的思想发展来说，有一个由佛归儒的过程。其一为万物散殊境，于其中观个体世界。一切流行所蕴涵底动，谓之乾元。

再表现为政治上，因而有戊戌变法。姑且不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生机主义与儒家的生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梁漱溟这样说的意义在于，他不是把宇宙看作与人完全隔绝的、客观的存在。

[1]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就是理。但他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时代的一种新声，既不同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对传统抱残守缺的国粹派，确实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康德从人们对道德的普遍关注的兴趣及对道德行为的普遍崇敬之意出发，说明道德法则必须是普遍的、先验的自律原则，由此，设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他在赞同西方的科学、民主的同时，指出其弊端，那么，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自己的本位文化，即伦理本位的儒家文化。

由尽主观之性，以立客观之天命，最终通主客、天人、物我，成就性命之大用流行。但熊十力强调他所谓生命与柏格森之不同，正在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表现为一种盲目冲动的生机主义、非理性主义，而他所说的生命标举的正是儒家的生生之道，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由翕之摄聚势能而有人之形体，由此形体的给养而有诸般欲望。康德把自由意志作为一公设，因为他认为纯粹的道德理性自身没有实践的能力。

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他通过四组形式命题得到这四个概念。

因此，他被称为追求真实存在的实感哲人。同时，他指出学统（以科学为核心）与政统（以民主为核心）没有完全地开出，即外王面的缺失，是传统哲学的缺憾。

其文化哲学本身就包容了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各方面内容，并试图找到它们之间的圆融处。同时，他们试图在儒学传统中找到维新的理论依据，这自然包含着对传统儒学的思想改造。

他认为，中国、印度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因其没有经历第一阶段的发展而显得不合时宜。由此，他认为，儒家哲学的心性本体是既内在又超越的，既是道德实践的内在依据，又是宇宙万物的超越实体。[5]《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此表现在他的良知坎陷说中。

就中西文化观上看，如果说梁漱溟、熊十力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他还意识到理智的界限，即只能应用于科学，不能应用于哲学以求宇宙本体。

从这里看来，他所坚持的还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本位、伦理本位立场。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

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建树至牟宗三而标志一个阶段，但在试图融会中西哲学的过程中，二者的矛盾也日益彰显。功能序运境与道德实践境同重视用，但前者是客观事物之物用，后者是主观理想之德用。